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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8-10-16 7:46:54 来源:格言网 

· 我去年出版的英文专著《发现国家中的妇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写的是1949年到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也就是党内的女权主义者怎么在掌握了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开始女权主义的革命,我就是这场革命的受惠者。这场革命要求各方面都不歧视女性,招生招工都是同等对待,当时全民所有制下工作都是学校统一分配,工资也男女同样。早年党内的那批女权主义者,她们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是女权主义者了,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像邓颖超、杨之华。后来邓颖超是全国妇联副主席,杨之华是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一解放她就提出了让女工有56天产假。我小时候看我的姐姐嫂嫂们生孩子一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生完孩子躺在床上坐月子鸡汤端过去伺候着,哪像在美国,当然第一美国文化里没有坐月子的概念,第二就是没有产假。我有一次在超市碰到一个美国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三天的小毛头,底下还跟着两三个小孩,在开着空调的超市里跑前跑后购买食品,我心里就很同情她。那时候在课堂上老师也会让我讲社会主义经验,女同学听了都很羡慕的,我就想你们连产假都没有,路还长着呢,我就有居高临下的心态。美国女性现在还没争取到产假,美国产假现在还不是国家政策,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待遇。所以说,五四女权主义者后来进入国家政权是做了很了不起的贡献的。澎湃新闻:在2018年3月,你在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的演讲中称《Silent Invasion》一书作者汉密尔顿是“斯内普教授”,为什么会给他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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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敌视也很好理解。在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性别制度依然是男性中心的。当然如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在性别平等上做得相当好了,具体数据可以看联合国网站上的统计资料。联合国每年都要求成员国上报统计材料,包括教育程度、收入、工作情况、参政情况等等,有了大数据名次就排出来了。最新排名是2015年的数据,中国在参加排名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间性别发展指数(Gender development index, GDI)排在第90位,性别不平等指数(Gender inequality index)排在第37位,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于那些声称中国妇女地位已经很高了的人,就应该让他们去看看这些数据。
· 因此,无论网络技术多么发达,算法多么“贴心舒适”,如果把书店想象成一种媒介的话,它在很长时间内,依旧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用一个也许恰当的比喻来说,在互联网的对比下,书店就像一种清晰度极低的冷媒体,再美好的书店也无非只能以干瘪的书脊朝向你,用吸引或者不吸引人的名字面对往来的读书人。你当然可以掏出智能手机,从网站信息、网友的点评中迅速了解一本书的“大意”与优劣,但此时恐怕更直接的方式是把某个突然引动你的书名从书架上抽出,惊喜地见到美或者不美的封面,打开,一行行地阅读过去,忽然你就被卷入到整个儿的阅读场景中,成为书店的样子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想象中,书店可以是各种样子的,书架高耸或低矮,间隔宽阔或逼仄,陈设摆放精美或简陋,但其中没有一种想象不包含三三两两读书的人。“不好意思,请让一下”,扒开另一个读书人的肩膀,我们看到他身后遮掩着的书架,浏览过或惊喜或失望的书脊,然后决定是默默离开,还是与他并肩而坐,一起成为场景中的一角。没有一种书店的样子,与超市一样,顾客们挎着篮子,将货架上的货品随手抛进篮中,形色匆匆。“为读书人创造一个读书的场景”于是就成了我对“璀璨星空”公共阅读区的最终的理解。光的空间是人与人,人与书相遇的地方。这一相遇,既可以是短暂的回眸,也可以是长久的凝视;这一相遇,既可以是伴着咖啡的闲适,当然也可以是排除一切的纯粹。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法律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是否没有 “民法”传统而只有“刑法”传统这种说法有过很大的辩论。但学界不知道的是,在西方将中国法律传统权威定义为刑法传统的始作俑者是斯坦东。他在翻译和介绍《大清律例》时,受近代西方和英国的法律概念影响,先入为主地将中国法律制度和体系按照西方的习惯来划分,将中国“根本大法”(fundamental law)的《大清律例》称为“刑法典”(Penal Code)。并经由其译本的广泛传播,使得这种说法开始根植于西方的中国法律研究中。这种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概念视作普世价值和评判标准的做法,体现在斯坦东翻译过程和大量评论他翻译的著作中。通过研究原始档案,我在书中分析了斯坦东从1800到1810年间如何把《大清律例》一步步地从中国法典(Law Code)或者“律例”(Laws and Statues)变成了“刑法”(Criminal)或者“刑法典”(Penal Code)。这个例子反映了翻译或其他跨语言活动同国际政政治和文化利益的关系。
今天我们要伺候的题目挺大,而且不是一个,要两个。第一个题目是2013年我写出一本书叫《吾国教育病理》,在这部书里,我有感于多年来中国人获取科学诺贝尔奖的人少而又少,我在思考它的原因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大陆接受了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日后不管在那儿去读书、做研究,都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因为早年时想象力、创造力被较大程度地修理了。另一个题目,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冲进世界杯。
正如意大利经济学家米开朗基罗·维尔纳所预测的那样:“签下C罗,是尤文图斯在商业创收上向顶级球队看齐的第一步,尽管他们每年要付出6000万欧元的税前年薪,但他们至少也将在C罗身上增加5000万欧元的收入。”
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是80:100,当时美国是56:100。但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性别比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中国则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如果计入私人财产的话可能还远远不止。美国虽然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社会还是在向着公正平等发展,6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在推动社会公正平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本来就是底层黑人收入低,妇女收入低,把这两部分人的收入提上去了,那么它阶级差异就会缩小。美国女权运动通过参政和打官司来推动立法,消除入学、就业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不仅争取到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力,还有很多细节都照顾到了。比如交响乐团招人,小提琴报考者上来,性别名字都在表上抹去,就给你一个号码,考官在幕后,看不到人只听声音打分,这样就保证了公平,所以现在不少美国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都是女的。这种公平是以机制来保障的,而推动公平机制设立的就是女权主义者,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有人在努力。小时候看见外婆读《红楼梦》,何冀平也拿来看,她发现,“这部书里什么都有,现实、虚幻、悖论、幻想、神化、民俗、市景、人情、细节、事故、五行八作无所不包。《红楼梦》很难讲出故事,高在笔断而意连,从什么地方都能看下去,尤其人物写的好,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鲜活人物,写作者能从中学到很多。 ”
《大清律例》的翻译
· 1984年,白城的最后一家爵士俱乐部在民族保守主义势力的阻挠下宣告关闭,夜场经营一时间成了不被器重的行当。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事发生。随着城市版图扩张,廉价、丑陋的高层建筑,以及迫切需要工作的乡村人口,成为城中心最常见的风景。上层阶级顺势搬到了城市边缘,在临近海岸线的新城另辟乐土。The Corniche滨海大道两旁的奢华酒店和餐厅,成了本地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夜晚的灯塔会无数次扫过海边的高层建筑,很奇幻,这场面让人不由自主的想到电影里的里克咖啡馆,也是几次被机场控制塔台的聚光灯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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